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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　―政学两界人和搴

统与司法机关彼此分立、相互制约的雏形。这些宪法条文，包括了现代　社会对宪政民主的基本要求，体现了　一代仁人志士的政治理想。但是，　中国毕竟是专制传统非常悠久深厚的国度，宪政民主的发展刚一启动　就遭到扼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前农林部总长、湖南籍议员、国民党代理理事　长宋教仁（钝初，也写作遞初、遯初〉，准备在上海至南京的沪宁火车站　乘车北上时遭遇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血　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紧急展开缉凶活动，凶杀案件最后演变成为号称　“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先是作为第一大党的　国民党惨遭解散，接下来又是国会解散以及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称帝闹剧。

限于政学两界来说，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与道德培养一直是民国　时代的一个核心命题，这其中以胡适、蒋梦麟等人的相关思索及路径选择　最具代表性。

1923年11月17日，胡适为他的好朋友、留美政治学博士张慰慈即　将出版的《政治概论》写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　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　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　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　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　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训练　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

1920年5月4日即“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日，鲁迅在致浙江同乡宋　崇义的信中写道：“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　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

政学两界人和事（自序1　｜　3

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釆用新说，助　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　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这里的“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及“行不顾言”，很大程度上是针　对陈独秀等“所谓新思潮者”和“提倡者”的。但是持之以恒地改造国民　劣根性的鲁迅，尽管在文坛争战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私底下却一再　重复这样的泄气话语：“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　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　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

与胡适最为息息相通的留美同学蒋梦麟，在《西潮》中用雄辩的事　实讨论了良好制度与良好道德，也就是制度设计与道德培养之间的既　相辅相成又各有侧重：西方列强为获取更多特权而替代清政府建立了　现代关税制度，海关雇员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　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　而把关税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西方人，原本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　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　规制度的恶劣影响，却是一个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　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　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与蒋梦麟的观点相印证，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华裔教授徐　中约在其史学巨著《中国近代史》中介绍说：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　人赫德任上海总税务司。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诫　外籍雇员说：“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　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取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　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　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反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

4　I礼因嘴I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　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　待百姓以友善矣。”

赫德主持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任内的中国海关得以　发展和完善，成为清政府最为高效廉洁的部门之一。

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了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所谓　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　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　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　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官场的陋　规制度，必须优先引进欧美社会的现代制度：“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　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　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　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　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胡适在前述《〈政治概论〉序》中，早已有过类似论述：“固然‘徒法不　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　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运用玄虚；然而好制度加上好　人的监督与执行，终久可以使奸人无所施其伎俩。”

换言之，只有刚性的制度程序建设与柔性的道德文化建设既相辅　相成又各有侧重，才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出路，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社会　概莫能外。相比之下，制度设计比道德培养更具有可操作性，或者说以　法制治国比以道德治国更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1949年以来，对于民国时代政学两界　人和事的相关记忆已经日益模糊。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和传记作家，笔者　能够做到的只是对于自己所熟悉的民国背影，进行一些局部的甚至于

政学两界人和事（自序1　｜　5

片面的清理还原。说得好听一些是一叶知秋，说得难听一些就是瞎子摸　象。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坚信，一个写作者只有上升到苏东坡《题西林壁》　中所描绘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的人文境界去理解历史，才能够真正接近多角度、多层　面的历史真实。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聂圣哲先生及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和德　源文化研究所的学术支持，特此致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市场低迷的大　环境中出版这样一部学术性的传记文集，也是笔者深感敬佩的。

2008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目　录

政学两界人和事（自序〗　1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I　1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丨孙中山挂名理事长丨国民党的内部危　机丨宋教仁的阳光宪政丨“临时约法”的法理缺失

《袁氏当国》的历史谬误

所谓“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丨洪述祖的“袁姐丈”？丨　洪述祖的另一面

々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丨义

高一涵教训徐世昌丨钱玄同谩骂大总统丨徐世昌与《新青

年》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丨？1

“某籍某系”的由来丨鲁迅笔下的“包围新论”丨“包围”失败的　周作人I　“包围”蔡元培的汤尔和与沈尹默丨蔡元培与胡适、傅斯　年的良性合作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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