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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7月17日，宋庆龄乘英籍太古轮船公司的航船，秘密离开武汉返回上海。　为了争取宋庆龄的支持，正在追求宋美龄的蒋介石，不仅一再发出函电邀请　宋庆龄参加南京政府，而且于7月25日派遣全权代表何应钦专程面谒，陈述　“欢迎其到宁之意”，被宋庆龄坚决拒绝。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苏联最高　当局也把宋庆龄圈定为极力争取的重点对象。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　局在莫斯科开会，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丨陈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　费”。②

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由于三　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　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　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　三大政策。”声明中还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　大的动力”。

当天凌晨3点30分，宋庆龄假扮成贫穷妇女，与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乘　坐苏联总领事馆派来的汽车前往吴淞口，在那里乘坐苏联货船离开上海。同　行的有陈友仁、吴之椿以及10名苏联顾问。

前往苏联的宋庆龄｜　73

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　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在车站发　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须继续　给予我们援助。”

然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须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　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直到1981年1月12日，她才在写给传记作者爱泼斯坦的　书信中，披露了自己当年的困境：“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　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　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　革命小组……

1927年9月16日，雷娜在写给丈夫的书信中透露了大致相同的信息：离开　上海前，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苏联人会资助他们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他　们拜访重要人物，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现在清　楚了一再清楚不过^基金问题可不像在上海时所宣传的那么简单。我不　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

此前一天即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中国委员会　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叶甫根尼^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　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叶努基泽同志负责”。④

早在汪精卫“分共”之前，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　政治部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一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演达，由于没有　得到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充分承认和大力支持，在不能够利用　手中的权力及军队有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好留下一份《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　们》的书面声明，化装成检查电线的铁路工人秘密离开。他沿着铁路线从武汉　经郑州转陕西潼关；在那里赶上苏联顾问铁罗尼的车队并于8月15日抵达莫斯　科。两天后，邓演达作为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客人应邀在欢迎大会上作《中国革　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概括为四个

74　｜氏国嘴崧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方面：

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　第二，“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　第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　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我们在过去犯了　一个疯　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说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　命！！！“

作为结论，邓演达指出：“中国革命现在诚然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　的时期的历史意义是：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已经确实认识他们　一直到现在的联盟者的背叛，确实认识到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败；只　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　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关于自己的政治选择，邓演达解释说：“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为整个的　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　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一度要把邓演达扶植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以　建立新一轮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邓演达却以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为由予以　拒绝，从而失去了斯大林的好感。

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会的名义，公开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　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　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本委员会特本此意旨与全党同志之　希望，临时组织此行动委员会，……并临时行使革命之机能。”

执笔撰写“宣言”的邓演达，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就变成中共留苏人　员的“敌人”。他应中山大学邀请，到该校作《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　的报告，认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巳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机的政客、病态的　教授、大资本阶级、买办官僚……所把持”，“我们应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

前往苏联的宋庆龄｜　75

的革命道路”。为此，他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　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　听由共产国际摆布。

这样一来，邓演达不仅得罪了苏联当局，还引起在场的中共党员的强烈反　对，他们用开闭电灯和脚踏地板的方式表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很快　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

三、共产国际与宋庆龄

1927年12月11日，在驻广州苏联领事馆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张太雷、　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等人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这次起义以张发　奎第四军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叶剑英及特务营营长梁炳枢掌握的正规军，以及　苏兆征等人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为主力，很快占领了广州市区。起义军在攻克广　州市公安局大院后，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主席苏兆征〔张太雷　代理〉、人民外交兼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　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理〉、司法陈郁、经济何来、海陆军张太雷、秘书长恽代　英、工农红军赤卫军总司令叶挺、副司令叶剑英、总参谋徐光英。

12月12日，蒋介石电令张发奎“戴罪立功”镇压“广州公社”，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张太雷，在激战中英勇牺牲，5700多名起义者遇难。　12月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苏联副领事哈西斯及5名外交官被杀害。12月　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绝交令，限苏联领事一星期内出境。停止苏联　国营事业；并将苏联侨民分别遣回及注册，严拿俄籍共产党人士。

12月17日，宋庆龄致电蒋介石：“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　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　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为此，宋庆龄要求蒋介石　遵守孙中山的“临终遗愿”，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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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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