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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吴景洲的儿子吴祖光，在《故宫盗宝案真相。序》中给出的却是完全不同　的另一种评论：“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　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　易寅村先生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

易培基究竟是如何“薄情负义”的，吴祖光并没有举出事实证据。有趣的　是，负责通缉易培基和吴景洲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就是著名剧作家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的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吴祖光与曹禺夫妇曾经在四　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毗邻而居。到了　1957年反右派时期，曹禺针对“右　派分子”吴祖光又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政治批判。

注释：

①《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6页。

②《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见《女师大周刊》第118期，1926年1月18日。

③晶清、青方笔记《学生自治会代表许广平先生演说辞》，见《女师大周刊》第119期，　1926年1月25日。

④《两地书》原信五十九，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

⑤《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迅1927年12月9日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3页。

⑦《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2页。胡适去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　议的时间是1928年5月17日，此前他在1928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蒋梦麟有信来，说要　办浙江大学文理科，要我去办哲学与外国文学两门。我回信辞了，荐通伯任外国文学，哲学　请他自兼，请单不庵帮管中国哲学的事。”由此可以断定，此信的写作日期应该是1928年5　月29日。“裴子”即与汤尔和、马叙伦、蒋梦麟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邵裴子。

⑧《陈布雷先生文集》，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55页，

⑨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⑩《鲁迅全集》第4卷，第477页。

？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73页。

？吴祖光：《故宫盗宝案真相^序》。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新青年》杂志最初是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的，群益书社为此承担　了很大的商业风险。随着八名北大教授及职员的集体加盟和轮流编辑，陷人　困境之中的《新青年》杂志得以“复活”，并且很快创造出品牌效应。拥有“金字　招牌”的《新青年》同人开始寻求经济独立，同人内部也一再出现分歧与裂痕，　最终导致一度辉煌的《新青年》杂志在内忧外患中画上句号。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回忆，陈独秀依托民间出版机构自　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　民国二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　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　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　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青年杂志》，　后来才改做《新青年》〉。一

与此相印证，陈独秀也在致章士钊信中表白说：“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　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　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巳有停刊之象。《甲寅》　杂志之运命；不知将来何如也。”②

^文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5月上半期，原标题为《〈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106　I氏闽嘴喪

I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实在没有力量做”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他于1913年春天到上　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的创意。亚东图书馆在初创阶段没有接受　陈独秀想要创办的杂志，却于1915年5月接受了章士钊（字行严，笔名秋桐〉主　编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为此专门在上海各报发布《秋桐白事》：“仆以孱弱之　躯，旅居海外。去岁夏间，同志数辈，创作《甲寅》杂志，属仆主任其事，社务丛　脞，益以屡病，出版愆期，至用惭歉。今为分工之计，以印刷、发行两事析与上　海亚东图书馆代为理治，仆只任编辑一部，心一意专，庶可期诸久远。自后凡　属印刷、发行事项，请向上海接洽；其有关于文字者，则直函日本东京小石川区　林町七十番地甲寅杂志社编辑部交仆可也。”

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也在上海各报刊登了“《甲寅》第五期预告”：“自后　凡蒙爱读诸君惠购，请直向敝馆接洽。其一切收款、发报等事，皆由敝馆完全　负责。”③

《甲寅》杂志由于发表反对袁世凯的《帝政驳议》而遭受禁邮，加上章士钊　奔走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出版1卷10号后陷人停顿。袁世凯于　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各报同时刊登了两则广告。

其一是《爱读〈甲寅〉者鉴》：“本杂志自去年九月被禁，国内不能邮寄，读　者无从购买，共和恢复以后，购者纷纷，销数骤盛。现在自第一号至第十号，　所存皆已不多，爱读诸君，尚希从速购取。每本实价大洋四角。外埠另加邮费　五分。”

其二是《甲寅杂志社启事》：“癸丑〖1913年）战役既毕，袁氏尽其力所能及，　钳制国人，使之噤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甲寅》杂志，援证　事理，力辟奸邪，一时中外风行，袁氏震骇；帝制议起，通令禁止销售。先生亦适　于此时归国，从事义举，海陆奔驰，无暇执笔，今兹政局粗定，国事之有待于言论　者甚多，先生拟将经手事件厘清终结，即便赓续为文。出版有期，再行布告。

《甲寅杂志社启事》只是亚东图书馆的一厢情愿。时任两广都司令部秘书　长的章士钊，已经成为直接参与权力分配的政治明星，他先在上海家中与方方　面面的名流政客反复磋商，随后于1916年7月21日前往北京魏家胡同的大宅门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107

里，代表已经通电辞职的两广都司令、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继任总统黎　元洪、内阁总理段祺瑞商谈善后事宜，同时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联络。

到了　1925年，已经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元老臭稚晖，在《章士钊一陈独秀一　梁启超》一文中回忆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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